第一点，是民众之间群体分化，在底层民众和富人群体之间，所出现的信用解体，而随着当前中国的利益结构日益定型化，贫富分化的现状还在不断加剧，这种群体性断裂所产生的社会鸿沟依然在不断扩大；第二点，某种程度上的权贵同盟，必须说到的是一个社会中间层的缺失，原本他们是联系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履带，因此，政府与底层民众是呈现一种断裂性存在的；第三点，则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不断丧失，无论是“官商同盟”，还是摆平司法，还是层出不穷的司法腐败现象，这些权力失控的图景，再加上中间层的缺失，使得这种政府信用危机愈演愈烈，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日益加大。
让人担忧的是，面对社会溃败，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？
按照中国的现实图景，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，财富以及权力，理应承担更多修复的职责，可是，随着当前中国利益结构的日益固化，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，他们更多的是继续的作为“掠食者”而存在，也正是由此，使得中国的改革日益呈现一种“扭曲的改革”之现状，自上而下的改革日发艰难。
另外，排除令人诟病的权贵财富群体，在部分相对健康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，以及新经济群体中所产生的新财富群体，力量依然相当薄弱，而且可以看到，自从去年经济危机以来，一股“国进民退”的潮涌就在不断的发生。
前文提到，在网络问政的到大潮中，虽然不断的发酵着现代性的公民意识，公民社会也蓬勃发展，但是，无法否认的是，一股集体无意识的潮涌挟持民粹主义，在网络暴戾生长，加上权力经常不恰当的介入，一种恶劣的互联网广场文化的形成始终具备可能。
面对社会溃败，倘若我们无法呵护这些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，那么中国的后改革、大转型之路危咦，也许这就是杭州飙车案“替身门”超越个案的意义之所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