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飙车案替身事件，张礼礤顶包胡斌，成为“华南胡”，传言愈演愈烈，但杭州法院和检查院方面却无法在第一时间，平息流言。这正是一起分析社会溃败的典型事例。
首先要指出，在这里，我不是做技术分析，说出替身门的诸多疑点，来印证“替身门”的真假虚实，而是超越传言的真假，就这个“替身”传言的本身，做出对应的分析。
问题是这样的：你相不相信，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通肇事之后，会找人顶包服刑，即使这起交通肇事案被舆论聚焦，举国皆知？而即便当事司法部门再三进行解释，你仍然认为其中会有猫腻？ 这是一道选择题，而飙车案“替身门”事件表明，有很大一部分民众，选择了相信。这种答案，其实蕴含着社会溃败的诸多信息：
其一，一个富家子弟通常是纨绔子弟，“为富不仁”已经成为富家群体以及富二代的一个刻板印象。这既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真实，包括太多人财富来源的蹊跷，以及太多人没有展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，另外，也包含了一部分“民粹主义”思潮，两者纠结，很难辨析。
其二，一个富家子弟（其家族）是能够摆平司法的，某种程度上，权贵市场经济，官商同盟已经成为改革的一大诟病。摆平司法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，一就是富人有更多的财富，能够支付成本区摆平司法；另一方面却是，因为富人与官员之间的天然紧密关系（在中国），他们熟络更多权力运作的内幕，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信息，甚至和很多官员是朋友，因此，又可以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，摆平司法。
其三：司法原本是社会公正的守护神，但是司法权力的失控现象，已非个别，而是不断发生在各级、各地方。很多法学家，包括我所敬仰的贺卫方先生，称司法不独立，是一大病灶。事实上，权力一体化国情下的司法权力体系，受到党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极大掣肘，是不争事实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其本身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力量，尤其是相对于民众而言，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。
其四：面对民众的诉求，无论是现实生活中，还是网络舆情，权力部门总是缺乏必要的智慧，应对措施僵硬，执政效能明显不足。从“替身门”来看，则是应对方式机械、单一，无法第一时间平息质疑，修复政府公信。而如果放眼到全国，就会发现，面对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，如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、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”等等，这种广受民众嘲讽诟病的话语体系和解决方式，仍然是主流。这显然跟不上建设“法治国家“，实现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的需要。
上面的分析，从前面三点来看，是部分的展现了社会溃败的场景。
